科研院所投入7元用于基础研究，即可获得市财政1元的相应投入——继广州在全国率先开展“市、校、院、企”联合多元共建机制以来，这项简单的“资金杠杆”，撬动了大量社会资本投入到广州市基础研究领域，结出累累硕果。

　　目前，广州市财政已累计投入9119万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超6.73亿元，市财政经费投入放大比例超8倍，推动各共建单位牵头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1966项，引导高校、医院打造市重点实验室52家。

　　撬动基础研究的“杠杆”如今再度“加码”。近日，广州市科技局制定出台《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实施市校（院）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工作方案》（下称《联合资助计划工作方案》）。2025—2028年，广州预计通过2.4亿元市财政经费，引导撬动社会经费投入超24亿元，放大比例超10倍。

　　●南方日报记者李鹏程

　　联合资助“以小带大”

　　提升撬动比例，拓展共建范围

　　相较以往，此次《联合资助计划工作方案》提升了撬动比例。市财政对每家共建单位的每次共建，一次性投入不超过100万元；共建单位在每次共建期内，须投入自筹配套经费不少于1000万元。

　　概言之，市财政引导撬动社会投入比例从此前的不少于7倍（1:7），提升至不少于10倍（1:10）。

　　“此举起到了‘以小带大’的作用，必将把政府引导下的基础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科教与数据管理部部长左连东谈到。该医院的基础研究成果已连续多年登上国际顶级期刊，助力研究型医院建设。

　　作为广州市第一批加入到市校（院）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的单位，暨南大学同样体会到了市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市科技局给我们投了140万元引导资金，撬动学校投入1200万元。”暨南大学科技处处长高昊说，“投得高、做得好、有成效，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仍在逐年增长。”

　　同时，《联合资助计划工作方案》拓展了共建范围。以重大科技问题和核心技术攻关为牵引，对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广州地区符合参与联合资助专题条件的合作单位，由仅限于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医院全面拓展到具有一定基础研究优势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和企业。

　　高等院校方面，条件从12家省级高水平大学，拓展至15家具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方面，从无到有，条件拓展至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省科学院、省农科院等为代表的中央或省在穗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方面，条件从26家省级高水平医院和市属“大专科、小综合”医疗卫生机构，拓展至50家三级甲等医院和市属“大专科、小综合”医疗卫生机构；企业方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明确具有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企业可作为共建单位。

　　“这次调整凸显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翔介绍，“我们关注基础研究成果，更关注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根据创新发展规律，‘投早、投小’都是为了发掘前端科研项目，寻找有潜力的科技人才。同时，为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我们也将企业纳入合作单位范畴。”

　　基础研究“两腿走路”

　　强化目标导向，鼓励自由探索

　　以往的联合资助计划项目，政府要与合作单位签定协议。此次《联合资助计划工作方案》的施行，统一了共建模式和内容，强化目标导向，不再单独约定共建协议。

　　市科技局每年向全社会征集共建单位，并由共建单位按照市科技计划项目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要求进行项目全过程管理，项目验收标准由共建单位围绕结果导向自行确定。这意味着，相关资助更开放、更普惠。

　　在此过程中，广州将通过“包干制”等创新制度，以信任为前提，全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各类基础研究优势明显的创新主体，在选题、组织、选人、经费使用等方面提供最大限度的自主权，为其放权赋能。

　　具体举措包括，充分调动合作单位自主统筹科研资金开展基础研究的积极性；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和科研自主权；全面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结果导向的验收评价体系，让开展原创性、颠覆性的前沿基础研究的科研团队敢于“试错”，让科学家敢试、敢闯。

　　“让听到炮火的人做决策，此次政策体现了这一点。”左连东指出，《联合资助计划工作方案》的简政放权改革，让研究者可以根据临床需要，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无论是立项评估、组建团队、确立选题，都是来自一线。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研处处长李冬孚表示，港科大正是基于自由探索，在短短30年内跃升为国际知名学府。“我们来到广州，也希望能在基础研究方面保持自由探索。”李冬孚说，通过联合资助计划项目，还可以帮助年轻的海归教师在自主攻关的氛围下，熟悉国家、省、市的科研项目，从而实现从海外科研环境向国内科研环境的过渡。

　　此外，为进一步引导共建单位聚焦本单位优势领域和集中优势资源开展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额度从20万—200万元/项调整为不低于100万元/项，项目实施期从2年调整为3年。

　　“我们希望将制度优势放大转化为制度效能，将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全面推动引导在穗各类创新主体有组织科研建设和产业能级提升，高效能、高质量推动生产力的跃迁。”孙翔说。